[67] 其次，法教义学可以确保形式上的自由与平等。

客观而言，《民法通则》的此类规定的确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条法律依据，但问题依然与上述第一种解题方案是一致的，即如何理解此类规定适用前提没有规定？这就回到了上述两类理解：扩张解释，则可适用。《法律适用法》第21条并没有关于婚姻缔结地的单独指定，而是将其与国籍或经常居所地的重合作为选法的根据[10]。

遗憾的是，这只是一条具体的规则，未能将法院地法上升成为解决无法可依时的一般补救规则。然而，后一种情形，虽然少见但逻辑上存在、实践中可能，就无法确定应该适用的法律。当次好的法律不被适用时，合理性更低的法律得到适用。这种矫正性的法律适用在我国规则层面属于原创，具有构造上的美感和实践中的善效，但该司法解释业已失效。3.建立了选法的战略纵深，避免法律选择及其适用进入全有或全无(all or Nothing)的零和博弈状态，{1}203实现从最好的法到无法之法的软着陆。

该规定第5条以三款内容按照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对最密切联系进行透彻落实：首先适用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两种法律适用状况的对比就不仅凸显了系属在体系化和非体系化情形下的不同司法效果，而且也直接回答了体系化系属的存在意义。[57]Vgl.Casten B?cker, Der Sylogismus als Grundstruktur des juristischen Begründens?,40 Rechtstheorie 404,411(2009). [58]Vgl.Kyriakos N.Kotsoglou, Subsumtionsautomat 2.0:über die (Un-) M?glichkeit einer Algorithmisierung der Rechtserzeugung, Juristen Zeitung 451,455(2014). [59]Franz Wieacker, Zur Praktischen Leistung der Rechtsdogmatik, in Büdiger Bubner, Konrad Cramer, Beiner Wiehl,(Hrsg.), Hermeneutik und Dialektik, Tübingen: J.C.B.Mohr,1970, S.316. [60]Vgl.Niklas Luhmann, Rechtsystem und Rechtsdogmatik, Stuttgart: Verlag W.Kohlhamer,1974, S.27. [61]参见前引[6]，张翔文，第8页。

就时间维度而言，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建构模式虽然使得法律体系的创新更有目标性和规划性，但由于缺少需长期凝聚的社会共识与价值保障，经常呈现出规范冲突与体系不融贯的现象。[64]例如，关于死刑之价值和正当性的一般讨论可以为法律论证提供材料，但是在司法裁判中就死刑问题进行的辩论必须以现行的制度、制度背后的意图、判例等为限定条件，必须以教义学论证的方式来进行。[87]总之，法教义学既要对既有法材料进行体系化加工，为改善法律提供必要的建议，也要澄清作为整个法秩序之基础的基本价值。所谓上不去，是说以往的研究对于继受而来的学说没有给予法理论层面的反思，仔细辨明哪些是属于体现方法论必要构造的学说，哪些又属于仅体现特定国家甚至特定学者之个性的学说。

[42]它从令人信服的问题解决办法中提取出可反复使用且易于掌握的概念、制度和规则，并且尽可能经由稳定的解释惯例以避免无尽的究根问底，通过这种方式将内含于法律体系中的最新知识明确表达出来。不过，法的安定性的这些含义只是道出了法治的价值目标，而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制度目标，即建构一个融贯的法律体系。

事实上，不少形式法治论者就是在法的安定性的意义上来理解法治的。【中文关键词】 法教义学。如果解释无法解决冲突，则需要确立不同法律条款的适用顺序。具体来说，它既是一种独特的思维形式，也是一种独特的作业方式。

价值一致化只能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融贯性，但融贯性的更高要求在于，法律体系在价值上要尽可能与体系背后的政治—道德理念保持一致。[14]在法教义学的本体论层面，历史法学第一次清晰地将法教义与法律区分开来。确立这样一条解释性规范，就属于法教义学的任务。但是，无论是在内部体系还是在外部体系的层面，法教义学发挥的都只是整合法律体系的功能。

从积极的方面讲，法教义学通过提出独立于各个法律主体的世界观与文化特征的法律命题，确保了法的形式科学性，这导向了法的理性化，它使得法更加透彻，更便于作法律上的判断。[45]See Jeremy Waldron, Is the Rule of Law an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 (in Florida)?,21 Law and Philosophy 137-164(2002). [46]See Antonin Scalia, The Rule of Law as a Law of Rules,56 U.C.L.R.1175-1181(1989). [47]参见[美]布雷恩•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24]法的科学性无需向外寻求，只需去法和法教义学的体系本身中寻找。而法教义学对于凝聚法律共识、树立法治权威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另一方面，作为地方性知识，对于案件的当事人习惯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法教义学还有更高层次的功能，即重述法律体系。[49]在富勒看来，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法治承担起它必须承担的任务，即为社会提供公共行动与判断的标准。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法律体系应当是完整的，这意味着法律体系应为相关案件领域中的每一个案件都提供解决办法。当然，反对单纯照搬西方学说，尤其是特定西方国家的学说，并不是说方法论研究不具有一般性。

[8]注释法学将罗马法视为绝对正确的法以及成文的理性，它开创了第一个权威学说体系的先声，也构成了今日欧洲法教义学的先驱。[34]事实上，法教义学并没有因此被抛弃，尤其是从90年代之后再次呈现出兴盛之象。

[53]本文涉及的是第二种意义，即法本身的安定性，它大体囊括了这样几层含义：其一，公民可以基于法律获得关于其法律地位以及这一地位之法律条件的信息（可知性）。概念或概念群集合而成的外在体系只是为了概观的目的。

城邦的法律也是教义的一种，即民众集会所采纳的教义，或者被称为民众的政治教义城邦的教义明智之众人的教义群体或有威望之人的政治教义。[42]Vgl.Gustav Radbruch, Vorschule der Rechtsphilosophie, in ders., Rechtsphilosophie III, bearbeitet v.Winfried Hassemer, Heidelberg: C.F.Müller Juristischer Verlag,1990, S.129-130. [43]Vgl.Thomas Vesting, Rechtstheorie, München: Beck,2007, Rn.21 f. [44]丁胜明：《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42页。

如前所述，这一体系由教义学方法与教义学知识两个层面构成，而中国法学者需要同时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努力。它使我们可以借由经加工的体系学来掌握相关领域规则的整体，以获得关于这些规定之内部关联的洞见，从而最终获得关于法秩序之结构的洞见。[64]参见[德]拉尔夫•波舍：《裁判理论的普遍谬误：为法教义学辩护》，隋愿译，《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第109页以下。所以，法教义学上当采后者。

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34]Vgl.Ulrich Meyer-Cording, Kann der Jurist heute noch Dogmatiker sein?, Tübingen: J.C.B.Mohr (Paul Siebeck),1973, S.32 ff. [35]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以下。

[57]它以教义来补充制定法规范，使得法律有可能被个别化与具体化，从而成为制定法的延伸之臂。[83]参见前引[33]，拉伦茨书，第258页。

[50]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lfdom,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1944, pp.75-76. [51]Hans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2.Aufl., Wien: ?sterreichische Staatsdruckerei,1960, S.256-257. [52]See Ronald Dworkin, Political Judge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his, A Matter of Princip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p.11-12. [53]Vgl.Gustav Radbruch, Der Zweck des Rechts, in ders., Rechtsphilosophie III, bearbeitet von Winfried Hassemer, Heildeberg: C.F.Müller Juristischer Verlag,1990, S.45. [54]前两层含义参见?ke Fr?ndenberg, From Rechtsstaat to Universal Law, Heidelberg e.t.: Springer,2014, p.113.;后两层含义参见前引[47]，塔玛纳哈书，第148页。所以，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包含着两方面的要素：在价值目标上，它以法的安定性作为构成要素。

法教义学的形式性对于法律主体的个人行动自由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保障了个人的行动计划受到预先确定的同等标准的衡量。一旦当概念体系与立法者的命令含义发生偏离，它们就不再具有约束力。禁止类推指的则是不得通过类推的方式逾越具体制定法规定的词义，不得通过诉诸于制定法中不利于行为人的基本思想来发展出新法。迄今为止的评价法学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传统评价法学阶段和从70年代末至今的新评价法学阶段。

因此，在实体意义上，法教义学是关于一国现行实在法的知识体系。这种转化和整合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特定法律文化的法律素材和方法论构造。

这既意味着判例解析应成为法学研究、教学的常态，更意味着应当围绕法条的解释与续造，基于个案并超越个案，去提出并证立法教义知识，促使将相关领域的法教义知识构造为融贯化的整体。[33]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学科渗透融合的潮流势不可挡，新的法理论层出不穷，对法教义学形成了巨大冲击，以至于有学者发出了今日之法学家还能再成为教义学者吗的质疑。

体系化则根据某个单一的理念来阐释和塑造整个法秩序的规范。为此，中国的法教义学既要去寻找中国当代的政治—道德背景体系，并在理念融贯性的层面上建立起法教义与背景体系的联系，也要在外部体系与内部体系融贯性的层面上有意识地运用教义学的方法，更要在具体制度的实践与建构过程中孕育具有本土特色的教义学知识。